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几起事件——“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高中生猝死案”等——引发了官民对立。尤其是在后一起案件中，邓玉娇因不堪被三个索要“特殊服务”的基层官员的凌辱，愤而用一把修脚刀手刃官员的举动，被不少网民喻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而被刺死的官员，却几乎没得到公众半点儿的同情。这种反差的背后，凸显中国社会两个阶层——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弱势阶层——的对立和分裂。

可以看到，邓玉娇案再次唤起人们对一些官员贪污腐化、欺压底层民众的集体记忆。此前，媒体刚曝出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局长买处案等，这些事件，已令一些基层官员在民众中的形象，差不多等同于丑陋的化身。因此，“邓玉娇案”被网民赋予了极强的象征意味——一边是拥有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等强权的官僚，一边是被侮辱、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民众。这种二元对立的图景植根于公众的潜意识中，且不断被现实证实。

上述鲜明的对立图景，说明权势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地步。最近几年，社会学家频频用“断裂”一词来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在各种断裂关系中，官民对立，特别是一些基层官员与基层百姓的对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根源在于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官员非但不能代表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反而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非正义的制造者。基层政权的高度非道德化，使得地方官员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所以才出现“父母官”欺压人民的事情。

基层官民的这种对立，是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没有真正地赋权于民，致使民众的权益在发展的名义下受到侵害。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背负了制度与结构变迁的代价，却没有真正在享受发展的成果，成为一个沉默无助的群体。

弥合断裂的社会，修复官民对立关系，必须真正还权于民。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制度，从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种种政治社会的制度安排来和它配套，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要有权利。因为，如果公民在上层建筑所享有的权利缺失，就无法对其在经济基础领域所享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提供相应的保障。

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入地界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权利生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被动等待执政者赋予自己权利，而是主动去争取本属于自身的权利。但对于这种变化，执政者尤其是一些基层执政者，普遍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还习惯用管制的方式，粗暴对待底层民众的权利要求。如果不实现基层政府的转型，不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不将官员赶到权力的笼子里去，等待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可能是更多修脚刀的出现。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所以能拨动观众和读者的心弦，原因就是：一、市民到现在还过着跟电视剧里演的、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的日子；二、过这种日子的、身份和地位跟张大民一样的人，没有选择爱好、释放情感、按志趣生活的权利。他们只能以这种不理想的、善于含垢忍辱、并且能在此基础上为自己开心找乐的性格，过他们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低三下四的生活。他们不这样不行，他们别无选择，命运给这些底层人设置的障碍太多，没有这点阿Q精神，接踵而上至的不幸和痛苦就会使他们一天都过不下去。
    应该说，在所谓的转型期，在文坛心态和民众心态普遍被恶欲和浮躁控制的今天，对生活能有如此“发现”，实为难得。原作者刘恒的笔触，本来就具有这种穿透浮华揭示人生底蕴的功夫，但“新写实”的情感降为零度的创作习惯使他缺乏为张大民找到一个情感发泄的“形式”的意识，小说因此带给读者的审美情绪，除了心里憋得慌，就是心里憋得慌。这不能释放、缺乏升华的憋得慌和堵得慌只能作为无法化解的块垒，郁结在读者心间，说明作品没有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这恐怕是“新写实”作品的通病。电视剧弥补了原作在此方面的不足。在大雪被确珍为白血病之前，坐在医院走廊长椅上的张大民就有了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之所以真实，那是因为被频频而来的不幸经常打击炼就的功夫。所以他让妻子云芳去取化验结果。之后，张大民没话找话地要与张大国和解。此时，如果我们认为张大民的言行只是出于一种和解的愿望，恐怕就没有理解电视剧编创人员的良苦用心：张大民，只是通过与弟弟说话，来排遣预感带给他的不安！通过说B，来达到说A的目的，艺术的玄机就在这里。在和云芳回家途中，两个人都推着车而不骑，尽管步屐并未蹒跚，但这一切打击在突然到来之后，他们的腿都不硬，自行车此时的功效已由为了加快速度变成了帮助作为一家顶梁柱的张大民把发软的腿站在摇晃的地上不至于摔倒的平衡器！
    像张大民这种久不按自己的意志生活的人，尽管承受如此打击，他却没有使自己表现出软弱的权利。生活的残酷也就在这里。再委屈，他张大民没有哭的权利，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善流泪的强者，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支撑“大厦”的顶梁柱，失去了 流泪的权利，因为他一软弱，被他支撑的“大厦”必然倾塌。眼泪在世人看来虽是软弱的标志，但倘没眼泪来释放和缓解，人类的寿命不知要缩短多少。张大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得知自己的妹妹将不久于人世之后，承受的重压大过极限，按照生命的自然规律，这个重压一定要缓解，一定要宣泄，不然他这个“柱子”就要因硬度太大而断裂。然而，一个压抑久惯的人，尤其是眼泪，不是说流就能流出来的，必须得有一个途径，舍去 这个途径，张大民的眼泪可能就流不出来，或是流得分寸失当。电视剧为张大民的哭找到了一个途径。他与妻子分手之后，坐在酒馆喝二锅头，通过酒来遗望和缓解自己快要承受不住的压力。此时的张大民，感情还没有释放，只是为下面的释放在做铺垫。待醉酒的张大民回到公共水龙头和公用厕所拥挤在一起的破陋的小巷，在和邻人的对答中，他才成了一个又笑又哭、疯疯傻傻、状如一个叫化子的张大民。在岳母的关爱之下，张大民才借着醉酒这个途径进入一个百分之百的弱者的角色，把头伏在水龙头上，像一个老娘们，呜呜地哭了起来。
    电视剧的最佳效果就是出“戏”，戏是通过技巧精心营造出来。张大民的哭这一场戏就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才得以水到渠成，收到的效果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一想到那又笑又哭、疯疯傻傻的情状，观众不禁眼睛发酸，心间的澎湃亦无以言说，电视剧的编创者们为观众营造了不少精彩的戏。里面的技巧也可折出：大雪的白血病带给张家的震动有多大，其感受都没有让张大民、李云芳们这些至亲说出，因为无言承受更见质地。李云芳回到家里，面对母亲的询问，也不是一张口就说出小姑的病情，她只是站在长嫂的角度，对她的妈妈说：“以后我们就总在医院，这边你就照应着点。”就这一句低声说出的平平谈谈、本本份份的家常话，饱蘸着一个女性多少善良的情感啊！待李云芳告诉她妈妈大雪得的是白血病，这个不算亲近的捌拐弯亲戚，这个刚才还跟小孩子一样一边看电视一边和糊涂的亲家母说笑逗闹的老太太，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用手堵着自己的嘴哭了起来：“她怎么就这么倒霉呢！”这种感受张大民最强烈，但他要说出，悲剧的份量肯定会减轻，因此电视剧就采用了烘云托月的技巧，让配角的感受烘托主角的感受。设计出这段戏，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李云芒的妈妈是一个次要人物，戏本来不多，但在此没有被轻易放过，她的前后对比，不仅衬托了主要人物，还使一个次要人物的性格鲜明起来。
    大军和莎莎做买卖，在原作品小说中几乎没有正面出现。电视剧明目张胆地做了较大改动，增加了大军欠姐姐大雨钱不还、大雨多次上门要帐的情节。我认为大军这条线索不应被忽视，由此能看出电视剧在描写商界的新意。这些年表现商界的影视，其场面要不就牛B豪华得不像是在中国，要不就是地痞流氓大唱主角乱得像耗子，真正的百姓是怎样经商的，我们难以看到，通过大军这条线索，通过大军、沙沙、古三，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百性经商的真实状况，也看到了他们为人的辛酸：不义与真诚、希望和无奈统一在他们的身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表现的就是市民生活，张大军这条线索从另一个侧面丰富和补充了市民生活，因此不可视而不见。